2007年10月17日星期三

悼屈原



  我想,在这桂花飘香的季节怀念你,比在那变味的端午节更有意义。你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桂舟、桂花,我想与那腻人的粽子相比,你一定更喜欢桂花,更何况,现代人借着纪念你的机会行违背你愿望的事。
  今年端午节的时候,正是论文提交正稿的时候,闲着没事又到岳麓书院去看看,却发现书院里建起了一座屈子祠。仔细一看庙前的重建屈子祠的碑,原来在去年九月就已经建好了。在这个号称潇湘槐市的岳麓书院里,屈子祠是在清朝末年罗典担任书院山长的时候曾经建过,所以这次也算是重建了。
  屈子祠建得很有江南风格。祠堂是仿古建筑,共有两层,红漆柱子,黑色的镂空木门,远看很像一座秀气的日本古代建筑,据说是湖大建筑系的学生们设计的。祠前是一条小溪,溪上有两座江南式的拱桥,很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味道。屈子祠门前的柱子上,是一副后人赞颂屈原的对联,我看了,非常普通,看不出有多么特别,都是些陈词滥调罢了。跨过小桥,走进屈子祠,里面非常简陋,就是屈原的一个画像,像旁边是两幅对联。其中一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想想岳麓书院的孔庙里那五花八门的祭器以及高大的香炉,各种各样的祭品,相比而言,屈子祠显得实在是寒酸。看来,湖南大学可能是尊重屈原生前不喜欢"物之汶汶"的个性,否则,在重建屈子祠这个事件上,仅仅是敷衍了事,至少在祠内的布置上,没有发多少心思。
  史记中,屈原是个博闻强志的人,善于治乱,娴于辞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似乎屈原是个知识渊博的文人,而且是个不错的政治家,很得朝廷的赏识,只是后来因为奸人离间,所以才被楚王疏远了。说来也怪,就上官大夫和子兰等人,手段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明,无非是跟楚王比较紧而已,但当时屈原也跟楚王很近,却能达到如此的目的。或者是楚王太愚昧了,或者是屈原太迟钝了,或者是人的确太容易被挑拨了。当然,里面有个美女叫郑袖,的确很有心计,为了得到独宠,曾经用计让楚怀王将自己心爱的一个美女杀了,而且还有卖国行为,曾经吹枕边风,让楚王放掉了楚国的大敌--以连横著称的张仪。后人很多人认为,司马迁自己受到朝廷的迫害,在《史记》中写到屈原列传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到了对屈原的描述当中了,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在写屈原,因此,有拔高屈原之嫌。 在我看来,屈原应该不算个政治家,最多只算个政治理想家。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确有很多被残害的忠臣应该算做政治家,但是,我认为遭人陷害就自暴自弃、甚至仅仅因为被帝王疏远就自杀的人,绝对不算政治家。自杀了,你如何为朝廷做贡献?自杀了,如何为帝王效忠?自杀了,如何实现你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
  屈原在文学方面的确开一派文风。在古代,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尤其是从政方面的才能,常常喜欢以文学才能作为判断标准,所以古代人对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是很不清晰的。我作为一个不太懂古代文学的现代人,对屈原他那2000多年前的晦涩拗口的文字不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只能借助翻译了解大意。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屈原之前,在楚国这个南夷之地,文化极端落后,而屈原之后,好几个朝代,如汉朝、以及两晋南北朝,都有文人鼎立模仿屈原的文风,对屈原的文学大加赞叹,就连近代的大文豪鲁迅在称赞司马迁《史记》文辞写得好时,也用"无韵之离骚"作比喻。的在楚蛮的人堆里,能够出一位这样突出的的文学家,的确是件非常难得的事。
  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天上的事,甚至有一篇文章就直接叫做《天问》。而我国历史上有很多仁人志士在文章、诗歌中都喜欢描写天上的事。如李白、苏轼、郭沫若等人,都在作品中描写天,与天对话。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说,人每当痛苦的时候,都喜欢呼唤爹娘,每当极端劳苦的时候就喜欢喊天,后来很多人又说,是因为彷徨绝望时就会呼天唤地,大约这些文人都曾经和屈原一样极度彷徨过吧。当然,我们新时代的温家宝总理也写过一篇《仰望星空》,这大概应该与以前的旧文人不一样的,不是因为彷徨绝望而写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南方的楚国和吴国的发源有过描写,吴国比楚国建国要早,而且吴国也是在蛮夷地区建立的国家。司马迁称吴国的蛮夷为荆蛮,称楚国的蛮夷为楚蛮。他认为,在吴国,是认同我国中原传统的文化观念的,但是在楚国,则不认同传统的中原文化。楚国从政治到文化主要是认同它自己的蛮夷的那一套,与周天子打交道,楚国动不动就以"我是蛮夷我怕谁"的态势来要挟。而屈原的骚体文学,据说就是将楚国蛮夷的那些民歌、传说和风俗进行加工,赋以韵律,同时也糅合进了他自己的不能直言的一些思想感受。后来几个朝代,这种从楚国蛮夷的风俗中发迹的文学形式,居然被全国所接收,而且流传那么久,一直到今天,当我们学习古代文化的时候,楚辞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可见屈原在文学上的地位的重要,我觉得这也算是个奇迹。这或许也应证了那个著名的推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时周天子手下的很多个国家都流行正统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就更显得有楚蛮的民族特色,所以后来反而被整个天下接受了。楚蛮对湖湘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我们湖南人不向强暴低头、做事有韧劲,据说就是源自那个时代。
  一谈到屈原的遭遇,人们常常会把他和另外一个人联系到一起,那就是贾谊,而称我们湖南为屈贾之乡。司马迁曾写道:"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两个人有非常相似的经历,两个人都曾经得到过统治层的重视,而后来却发现统治层对他们的重视,仅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纵观封建时代,帝王诸侯都是家天下或者君一国,但他们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总想世世代代保全江山,这就需要一批做事的人,另一方面却又恨不得无限的挥霍,这就需要一批敛财的人。整个天下或者整个国家几乎就是他的私人财产,然而即便如此,帝王们还是要和人民争夺财务,只恨税太轻,只恨美人太少,只恨楼宇宫殿太小。于是,保全江山与奢侈挥霍这个常常难以调和的矛盾就会在用人上体现出来。这种矛盾,既表现在用人的种类范围上,也表现在时间范围上。在这个问题上,屈原比贾谊要幸运得多,至少楚国曾经真正重用过他。而贾谊即使被重用的时候,也仅仅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句诗就是明证,帝王用他,仅仅因为想想满足一下鬼神方面的好奇心而已。
  谈到屈原的死,我常会想起汉朝的将军李广之死。李广曾经是汉文帝时期的著名将领,立过很多军功。可惜,在文帝时期,对匈奴实行的是和亲的政策,是采用"守"的战略,李广虽然时而抓住时机打击几下匈奴,但是终归不能建立足够的军功封侯。到了武帝朝对匈奴实行主动出击的战略时,李广又年老了,六十多岁了,又不适应打漠北的运动战,于是终身没能封侯,有俗话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在对匈奴作战多次失败后,武帝要处死他,在这种情况下,李广在狱中自杀了。李广是在对匈奴多次作战失利后,他为国家尽了力,最后才自杀的,战败后自杀,不失一个老将军的尊严,反而更令人尊敬。然而,屈原的死则更令人痛惜。虽然屈原曾经得到过朝廷重用,那时候,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然而不久就受到上官大夫离间,楚怀王不再重用他。后来,楚顷襄王当权,屈原又被令尹子兰怀恨,子兰又唆使上官大夫再次离间屈原和楚王关系,于是屈原被放逐,当屈原到了汨罗江滨居然抱石自沉汨罗江了。我怎么也不明白,当时楚国因该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吧,就算到了这一步,你屈老夫子既然这样有责任心,就不应该这样放弃,应该保护好身体,等以后有机会再为楚国效力才对。就这样死了,你怎么忍心抛弃那对你殷殷期盼的楚国人民?就这样死了,怎么忍心抛弃那令你魂牵梦绕的楚国大地?就这样死了,怎么忍心抛弃那令你用整个生命去捍卫的政治理想?莫非,你想用你的死,为楚国敲一警钟,去唤醒楚王的清醒?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相似的重复。不管是从大的方面朝代更迭也好,还是小的方面个人遭遇也好,都会惊人的相似重复。屈原死后几十年,楚国亡了。此后多少个朝代,多少个像屈原一样的人,都重复着屈原和楚国的故事。
  传说屈原死之前,遇到一个渔父,曾有一段经典的对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粹,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何故怀瑾握而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是个不平凡的渔父,他对屈原的这番劝说之言,是多么经典啊,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的官场中,多少人以这番话作为处世的准则,多少人以这番话来开导后生,多少人坚守这番话里的准则而平步青云,然而渔父仍然不能改变抱必死之心的屈原。相比之下,屈原的话似乎是那样自以为是,在当时的楚国,难道真的就你屈原一个人清醒?人生在世,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难道真有那么痛苦,值得用生命的代价去拒绝它?葬身江鱼腹中难道就真那么清净?再说了,以你屈原的自杀,能为楚国争取到什么?是想唤醒楚王吗?楚王最后还是无动于衷。是想唤醒楚国人民吗?楚国人民一直都是清醒着而又无能为力。当理想被现实套住时,要么就尊重现实,要么就跳出那个圈套吧,所以不如顺应历史潮流,到其他能容你的诸侯国去推动天下的统一和太平。太史公最后评论得好: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桂花香。我荡漾在千年学府皓洁的月光下,伸手抚摸着屈子祠前的石刻碑文。两千多年间,中国历史曾发生了多少故事,两千多年的岁月足以让一切灰飞烟灭,更不用说一个被放逐的诸侯国大夫。然而树立在这里的石碑,又将一个两千多年前发生的故事展现在人们眼前,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彷徨窘迫的大夫的心情。我真想写点什么以纪念你,但我没那个能耐,只草拟了一首打油诗:

正是层林欲染时
潇湘槐市思屈原
千年有梦千年月
冷月清辉冷月寒
世上少怜大夫意
人间常叹君子难
莫道汨罗秋水好
观鱼怎若昆明潭

  离开屈子祠,我不禁想起屠格耶夫在一篇文章中的那个结尾:“留住,你的不朽,将你永生的光辉射进我的灵魂里来!”夜已经很深很深了,抬头看那天边,泛起红霞,我已经分不清方向了,不知道那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知道,那到底是晚霞还是朝霞。突然想起最近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都在进行可控的核聚变的实验,想模拟太阳中的核聚变反应,说是要造一个人造太阳出来。但我此时非常明白,天边红霞的后面,是一个真实的太阳,绝对不是一个人造太阳。
  漫步走到湘江风光带,看对岸河东的夜景,依然灯火辉煌。江面上还停留着在水面上过夜的柴油船,有几艘船上还有灯光。想到去年曾看过一本小说,里面似乎就有这个景色。好像是小说《人面桃花》里的事情,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民国之初,里面的女主人公从乡村出去到城市,经过十年时间,她经历了风风雨雨,甚至还卷入了清末的革命。后来又回到了乡村,从此就沉默寡言了。她从水路回乡,晚上在船里突然发现江面上有灯光,她起身一看,原来是七艘由铁索连着的船排成一列,向她迎面驶来,然后渐渐远去。她默默的看着,觉得,那,就是十年前的自己!
  屈原死了,而且死了两千多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挫折和最后的绝望。每每读到他一次又一次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构陷,怀王的疏远,靳尚以及美人郑袖的卖国,总是让人义愤填膺!但屈子祠又建立起来了,这终归不是屈原死了,而仅仅是那个朝代的屈原已经死了,以及那个朝代已经死亡。

2007年9月23日星期日

Linux下一个绝好的股票软件!!



  一直为在Linux下没有好的股票软件而烦恼,今天在龙芯电脑的论坛上看到一个在Linux下使用的好股票软件,名字叫做AIOTrade,下载后解压缩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软件可以查询和分析全世界影响较大的所有股市的个股行情,如中国上海、深圳、香港以及美国的股市个股行情。我试验过了,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分析“中国石化”在上海、香港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上面第一个图片是我的Linux桌面抓图,图片右上角是一个万能聊天软件,可以把QQ,ICQ,YAHOO通,Gtalk,MSN,IRC等几乎所有世界上用户较多的聊天工具集成到这一个软件中,各个不同的聊天软件上的好友,就想一个在QQ上聊天,非常方便;屏幕下方是一个Linux的非常优秀的开源mp3播放器。第二个图片是软件AIOTrade的界面,由于今天是周日,所以股票的实时走势图是空的。
  这个软件图像非常清晰,功能也比较多,使用非常方便,而且是遵守GPL开放源代码协议的,是一个垮平台(Windows,Linux)的软件。在Linux系统里,装上Antivir小红伞杀毒软件和firestarter防火墙,放心使用,绝对安全。开源软件越来越丰富了,告别微软的日子不远了。

2007年9月11日星期二

仰望星空(温家宝)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2007年9月10日星期一

中国的乡绅势力

  翻开中国历史,中国的乡绅势力一直都很顽固。不管是过去的封建王朝,还是后来的民国,甚至在建国前的解放区,乡绅势力的影响都一直很大,解放区议会实行"三三制",当时著名的乡绅议员李鼎铭先生就是个例子。建国后,几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彻底摧毁旧的乡绅势力,但是,这些运动也又催生了新的乡绅势力。
  所谓的乡绅,即在某个地方有一定的势力和地位,当面对老百姓时,他们代表政府,当面对政府时,他们又代表老百姓,政府通过他们对老百姓施行管理,老百姓通过他们向政府传达声音,他们夹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左右逢源,他们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一把双刃剑。我对中国古代史只是走马观花般的浏览过,但觉得乡绅势力最强大的时候往往是在乱世。这可能是因为乱世中,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没有过去那么有效了,需要借助这个工具;也或许乱世的动乱中,不确定因素太多,往往需要增加这个层级来维持相对的稳定。
  在我的印象中,有几个乡绅势力的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是三国之后,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产生的门阀制度,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使得一大批地主、富豪和官吏世家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官吏基本上都出自门阀家庭。加之这个时期比较动乱,政府对国家的管理,不得不大力依靠这些乡绅。例如,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几乎每个农民都要依附某个地主,每个地主门下都有不少依附的农民。这样,国家收税、征兵、户籍登记等事项,都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主豪绅,否则便寸步难行。加之这一时期,乡绅与政府沆瀣一气,政府官员的选拔也全部出自门阀家庭,这种经济基础加强了上层建筑的稳固,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保护它的经济基础。这个时期乡绅势力非常强大,一个地区的乡绅联合起来,威力大到可以对皇帝的废立产生重大影响。后来这种制度玩不下去了,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广,这种门阀制度彻底崩溃,乡绅势力也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次高峰期是清朝政府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政府在外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在内遇到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运动。清朝政府疲于战事,执政能力大大削弱。后来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清朝政府难以招架,于是不得不发动各地乡绅组织团练,号召各地乡绅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军和捻军等人民反抗运动。这一战略,的确很有效,暂时保住了政权,延缓了清政权几十年的寿命。这一政策也使得我国的乡绅势力又一次达到顶峰,湘军、淮军就是这些乡绅联合势力的典型代表,以至于后来慈禧不得不让这些乡绅势力互相牵制才能勉强保住基本稳定,例如在湘系内部用左宗棠派牵制曾国藩派,用淮军牵制湘军,组建新军牵制淮军等等。
  民国时期我国乡绅势力也很强大,尤其是抗战时期。我们现在还可以从一些老一辈的描述中,感觉到那时的情况。这个时期的乡绅主要是家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地主豪绅。这个时期的乡绅,动辄可以杀人,欺压百姓的事屡见不鲜。我们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应该也是这个时期乡绅势力强大的历史反映。当然,也有不少乡绅对组织抗战、支持抗战也有不小的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的乡绅势力一直都很强大,只是有些时期格外强大一些。新中国建立以后,几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将这些旧的乡绅势力彻底摧毁,但是也催生了一批新的乡绅势力。改革开放以后,新的政治形势也催生了一批乡绅势力,这些乡绅势力和以往乡绅势力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这些势力,他们可能就成为民意的忠实代表、政府管理的优良助手。如果没有利用好这股势力,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贪污腐败的帮凶和积累民怨的堤坝。

2007年8月31日星期五

行政手段与市场反应


  在google网站我自己空间上发表文章真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但是最近几乎连续四五个星期没有一个周末可以真正的呆在家里写我所想。今天中午我本来已经回家了,但是后来有人打电话来,我原来调解的一个司法案子,其中有个当事人愿意向另一方支付赔偿款了,于是吃完中饭我又从家里赶到镇里去,并且到逆水村把受伤的那个人接到逆部村建房户家里当面拿赔偿款,下午再回到流光岭已经六点多了。这个周末终于是我自己的了。
  最近很多学校开学了,现在九年义务教育全免学杂费了。这个行政措施看起来的确不错,但仔细分析一下,尤其是考虑市场反应,可能减负效果并不会有预想的好。不管我们是否把教育当做产业来看待,但事实上人民有强烈的受教育的需求,这就可以采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需求弹性分析。
  由于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所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价格需求弹性很小,也就是不管是否收取学杂费,就学率都不会有很大波动。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甚至幼儿教育,这些都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由于每个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开支减少了,于是就可以将这些开支投入到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教育,比如高中教育,这样接收高中教育的需求就会增大。由于高中还没有纳入义务教育,接收高中教育的价格需求弹性就比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弹性将会逐步减小),接收高中教育的需求增大,其价格(即学杂费等相关费用)就会急剧上升。而学费急剧上升,受害最大的将是贫困家庭。减免学杂费的初衷是为了减轻贫困户的子女受教育的负担,但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价格急剧上升又会严重阻碍贫困生在这些阶段接收教育。
  并非高中、大学如此,现在的幼儿教育也非常昂贵了,经济状况稍差一点的老百姓肯怕都会觉得幼儿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也不轻。于是减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的行政措施,肯怕未必有预想的那样有效,会对整个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对于我国目前保证九年义务教育还是很必要的。这也说明行政手段必须要考虑市场的反应。
  并非减免学杂费如此,其他很多行政手段也都必须考虑市场的反应,如果不考虑它,市场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常常能抵消行政手段的有效性,甚至会产生负效应。
  近几年国家重视农业,对土地免征农业税了,每亩地还发放农业补贴,这个政策也产生了强烈的市场反应。首先就是农用物资大幅涨价。虽说这一政策对刺激播种面积未必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在这个以信息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中,这个消息对刺激农用物资涨价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其次,还会对农产品降价产生巨大的压力。于是农民拿到手的那点补贴就缩水了,农产品价格也面临降价的压力,“一号文件”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股票市场非常容易收到行政手段的影响这也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行政手段一不小心就可能让市场产生强烈的反作用,甚至很容易就可以造成一场经济危机。
  社会管理是个系统工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太密切了,牵一发就可能动全身,产生没有预计到的严重后果。在制订政策、出台行政措施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可能的全面考虑市场的反应。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

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思考

  或许是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我非常认同,对历史唯物主义也比较认同,也或许是我的思想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我只有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就想问了,也偶尔问过政治老师,但几乎所有的政治老师们都喜欢谈政治,不喜欢谈经济。更准确的说是只喜欢谈时事政治,尤其是党的政策和号召。总是觉得政治老师一遇到对教材提出疑问,就喜欢拿一把大凿子把不相干的层面凿个洞来通起来,所以我后来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学术上的“穿凿”。
  马克思经济学讲到,劳动力要成为商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劳动者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另一个是劳动者要贫穷的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办法生存了。这第二个条件是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罪恶的基础,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力是被迫的,否则就无法生存,所以才会接受剥削。这肯怕应该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不很符合中国现在的状况。
  来分析一下中国现阶段的农民出卖劳动力的情况。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农民现在可谓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了,可以说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第一个条件。中国现在的农民虽然名义上不拥有责任田的所有权,但是完全拥有使用权。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种地来维持生存,现在不但连农业税不收了国家还给补贴,而绝对不可能无法生存了,只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而已。在这种可以自某生计的情况下,中国农民完全可以不去接受“剥削”而自由自在地生存下去,但中国农民仍然愿意出卖劳动力,愿意放弃自主生产而去接受“剥削”,这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第二个必要条件。
  还有种情况,我有个同学,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效益还过得去,算是个小“资本家”了,但是现在他把公司让给他妻子经营,自己去另外一个大的私营公司做高管,成为一个高级打工仔了。这更是是一个本来可以“剥削”别人,却最后接受别人“剥削”的例子,无非也是为了追求更丰厚的利益而已。所以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体力)并非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专利,有产者甚至资产阶级照样有出卖劳动力的时候。
  根据时代的现状,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第二个条件我认为应该这样修改:劳动者认为出卖劳动力比自主创业(或说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总而言之就是不受别人剥削的生产方式)有更大的收益。但是这样一改就动摇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罪恶的基础,因为似乎并不是为了生存被迫出卖劳动力了,而仅仅是为了追逐更丰厚的经济利益,这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
  第二个是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的问题。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产生了,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全部是工人创造的。但我们知道,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仅仅是一个生产要素而已,资本要素也发挥了总要作用,此外资本家也是关键的要素。(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家和经营者全部是二位一体的,资本家都是自己搞经营,所以这里所指的资本家不但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且是资本的运作经营者。)资本家为了筹措资本(融资)需要很多难以想像的劳动,承受巨大的风险(资本需要成本的,如利息、红利等)。就算资本家的资本全部是继承而来的,天生具有充足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仍然需要分析市场决定生产哪些产品、组织技术人员研发产品、激励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等等复杂的劳动。即使是只进行资本运作的投资资本家,仍然需要寻找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和进行风险管理。所以,剩余价值绝对不全部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也有重要的贡献,要付出不可替代的劳动,不能说剩余价值应该全部归工人所有。
  此外,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几乎完全依靠资本家的努力。工人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就不对商品的流通起作用了,这时候资本家必须发挥自己的营销才能,将产品销售出去,实现剩余价值。否则,产品就永远变不了商品,甚至成为躺在仓库里的废品,资本家付出了成本却没有任何收益。所以,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资本家需要大量精细的营销劳动,也需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
  正因为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不仅是工人的劳动,还有资本家的劳动,而且还有其他的要素参与了,所以,剩余价值绝对不应该只有工人获得,应该是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瓜分。这样一来,就更动摇了资本生产的剥削本质,工人和资本家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有贡献,劳动也不仅仅只是体力劳动一种。这让我想起了我国过去不把知识分子当劳动者,现在认为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所以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经营管理才能在社会生产中也是一种珍贵、难得和关键的能力,资本家的劳动也是一种劳动,甚至比普通劳动更加重要,正是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资本家和劳动者共同追逐利益的过程,并非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描述的那么罪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党已经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对于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教材一直没有任何修改,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必定有时代的局限性,要与时俱进。我们对100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带着扬弃的观点,对不合时宜的内容应该及时修正。尤其是当发现他的经济学说有问题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必定会发现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需要更多的改进。不能像现在这样,连讨论都它不敢,这样是真正的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007年7月11日星期三

回忆我的音乐老师们

  这一辈子的学校教育都结束了,从读小学到读MBA有过不少老师。由于曾经和音乐有过一段缘份,曾经深深地热爱过音乐,所以今天突然想起了这一生中有过缘份的音乐老师。
在我的童年时代似乎没有多少电子娱乐方式,大多是二胡、笛子、小说等等方式,业余生活中电视、电影、卡拉OK、录像、上网甚至电子琴等用电的玩物都玩的少,一切娱乐都依靠自己的娱乐技能。所以那个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学会一些娱乐技能,但到了今天,大概人们除了仍然保持字牌、扑克等非电娱乐方式外,其他的都忘得差不多了。我那个时候的业余爱好就是吹笛子和唱歌。
  先说说我和音乐的一点点缘份吧。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民族乐器笛子的演奏,在初中毕业时还差点就考了艺术类的中专。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还很流行考中专,我初中毕业时参加了艺术类中专特长生考试,本来打算考一个艺术类的中专专业,居然还通过了预试。但是复试的日期和全县初三前400名拔尖考试是同一天,于是就放弃了艺术考试的复试。后来到湖南大学读大学,学校当时规定理科生必须选修文科和艺术类的科目,于是我就选修了音乐,授我们音乐课的客座教授居然还是当时的湖南音协的主席、唱湖南民歌的著名歌唱家何纪光老师。
  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刚读小学的时候,我喜欢用手拉着嘴唇吹很噪的哨音,父亲很讨厌这种声音,于是就买了笛子给我吹,大约想以此来堵住我的嘴巴不吹那种噪音。而且父亲还教了我最简单的指法以及《东方红》、《打靶归来》等简单的乐谱,他的水平也不过如此了。小学时后来分配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名叫王卫东,他也喜欢吹笛子,他教我熟悉了简谱。还在小学时,我就能像读语文课文一样读一般歌曲的简谱,对那些陌生的歌曲的简谱,只要难度不是特别大,我都能边看谱子边将旋律吹奏出来。读五年级的时候,还被区文教办选送到县里参加"六一"儿童节文艺大汇演。
  笛子演奏水平真正发生质的飞跃是在初中。初中的一位音乐老师叫杨利锋,他曾经比较擅长吹奏笛子,他教会了我笛子演奏中的"循环运气法"。所谓的循环运气法,就是在吹奏的时候,口里在吹气的同时,鼻子可以随时吸气,这样就能够使吹奏笛子的时候听起来似乎不需要换气。在他的指点下,我的演奏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管是运气还是指法。我那时能够流利地演奏一些著名的民族乐曲,如《扬鞭催马运粮忙》、《姑苏行》、《牧民新歌》等等。那时候真的特别喜欢音乐,每天放了学就是练习笛子,对古今中外的一些著名的乐曲我都尝试进行演奏。后来初三参加中专艺术类的考试,预试竟然通过了,当时表演的乐曲就是《扬鞭催马运粮忙》。由于和拔尖考试日期冲突就放弃了复试,后来拔尖考试通过了,被三中免试录取到尖子班学习,于是彻底放弃了考中专的念头,而杨利锋老师也到三中去当老师了。
  再后来就是读高中了。在尖子班读书压力很大,那时学校给我们的口号是"宁肯少活一两年,拼命也要考重点"。我自己也非常希望能考上一所好点的大学,所以在音乐上没发什么时间了。当时的音乐老师是刘东明老师,他好像现在还在三中教音乐。刘老师在上我们音乐课的时候,老是说我的Bass(男中、低音)唱得好,老是推荐我参加一些活动。后来我想,我参加三中演讲团并成为骨干成员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发音比较混浊的缘故吧。在学校举行的一次"五四"卡拉OK大奖赛中,我报名参加了,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当时的参赛歌曲是《月之故乡》。此后,我又爱上了俄罗斯民歌,觉得俄罗斯民歌非常悲壮,既有宽广豪放的磅礴气势,又略带一点忧伤,非常适合雄浑的Bass演唱,所以那时学唱了一系列的俄罗斯民歌。读高二开始,刘老师也希望我考艺术类的专业,但是我那时候开始对艺术产生一种偏见了,心里觉得学艺术有一种歪门邪道的感觉。快放暑假的时候,三中合唱团因为要参加省里的比赛,刘老师多次到班上找我,表示希望我暑假到学校参加练习,做合唱团的领唱,但我那时一心想利用暑假的时间多复习功课,对刘老师的要求我都拒绝了,这让刘老师对我比较失望。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大学选修音乐的事了。我是在2001年下半年选修音乐的,选修课每个星期就只一个晚上的课,老师是何纪光。何纪光老师当时是湖南音协的主席,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据说他能唱的最高音比帕瓦罗蒂的最高音还要高一个八度,他在2001年被湖南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一生中演唱过不少的湖南民歌,代表作有《一根竹竿容易弯》、《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香》等歌曲,此外我还非常喜欢他唱的《扯白歌》、《刘海砍樵选段》和《济公》主题曲。何老师说他利用在湖南省歌舞团下乡演出的机会,一辈子共学会了1000多首湖南民歌。有次下课我找他说,您既然会唱这么多湖南民歌,那您唱一首邵东的民歌给我听听吧,我家是邵东的。何老师想了一会说,贺绿汀也是邵东的,贺绿汀还曾经指导过他呢。他说邵东过去属于宝庆,他就唱一首宝庆民歌吧。我本以为他要唱《乡里妹子进城来》,因为邵东没有别的什么歌比这首更有名。谁知道他唱了一首类似我们这里哄小孩睡觉的摇篮曲。何老师对贺绿汀似乎有很深的感情,他还给我们播放了贺绿汀对他的歌唱风格的高度评价的录音。何老师有次讲到,他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得很厉害,造反派知道他是个男高音歌手,却偏要安排他唱男低音,这样非常容易把嗓子唱坏的。在2001年冬天的长沙金鹰电视艺术节上,何纪光老师还作为颁奖嘉宾为最佳音乐片奖获得者颁奖,我当时看到了这个镜头,我高兴的对同学们讲,这就是我的音乐选修老师。可惜,在2002年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何老师的身影了,他已经在2002年9月去世了。现在,每当我听到何纪光老师的mp3,听到他用地地道道的湖南方言唱的浓郁的湖南民歌,我似乎又看到了何老师教我们音乐时认真投入的神态。
  今夜,四周静悄悄的,我一个人独自坐在电脑旁,用着我最心爱的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打开开源音乐播放器,播放开源格式的音乐,想起曾经,对音乐是那样热爱那样投入。也曾经有那么多老师为了传播艺术而辛勤耕耘,正是有了他们,祖国的音乐才会千年弦歌不断。而我,只是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道上的半路逃兵,偶尔回头一看,也会为自己曾经也有过那样浪漫的追求而欣慰。